【社會問題的背景】
(1)甘肅省蘭州市房屋均價已達每平方米5440元。不久前揭曉的《中國城市房價排行榜》中，蘭州市的房價在全國百座城市中排名第49位，在西北五省區位居第一。
持續的高溫，持續走高的房價，在此背景下，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如何解決?日前，蘭州市出臺政策，決定將市政府主導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實行“貧富混居”。而此前，湖北省武漢市也提出，不再成片開發建設經濟適用房，提倡富人和窮人混居。
(2)關于蘭州市推行的“貧富混居”政策，媒體所報道的蘭州市民馬世杰的幸福生活似乎是一種絕佳詮釋。
馬世杰一家五口，妻子沒有工作，大女兒因病失去勞動力，二女兒已嫁，小女兒還在上學。家庭收入主要是馬世杰的退休金和大女兒的低保金，每月不足1250元。全家擠住在一間12平方米的土坯房內，沒有廚房，沒有衛生間。
今年年初，馬世杰作為蘭州市第一批享受到廉租房待遇的居民之一，搬進了62平方米的廉租新房，“新房子一個月才30多元錢的租金”。
媒體報道稱，馬世杰“很滿足”，但是卻沒有報道其他人的想法。“貧富混居”是真的“很滿足”，還是真的有爭議?
在蘭州市雁灘一所豪華商住小區的門口，一名賣桃子的小商販，對于自己能夠住進這樣豪華小區的可能性完全否定。他說：“即使政府出臺了政策，給了我們優惠價格，住進去了，但這兒極高的物業費我也負擔不起。更何況看到人家豪車豪房，吃穿都是最好的，對我們和孩子也是一種刺激，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
同樣，一位開貿易公司的老板也對“貧富混居”的做法不能接受：“我們花高價買的房子，就圖的是一個環境，一種氛圍，這樣對我們也好，對孩子的教育也好。”
這位先生做了一種假設：假如和“窮人”住在一起，萬一他們交不起物業費、暖氣費，難道我們也跟著受牽連?
蘭州巨信房屋中介公司董事長陳學禮對于蘭州出臺的由政府主導的“貧富混居”這一政策頗為詫異，他表示，“還是第一次聽說”。
在陳學禮多年的二手房經營閱歷中，出現混居情況的，一般是由于房地產開發中涉及到拆遷房，才會和商品房“混”在一起，而這種結果一般會出現很尷尬的局面。
陳學禮透露：“由于拆遷戶都是低收入家庭或者城市周邊的農民，所以拆遷的房子往往都供不起暖氣費、物業費，也沒有物業管理，居住環境也不好。”
更為尷尬的是，由于這部分拆遷戶交不起相關的費用，導致同一棟樓上的居民開了“兩個門”，正常繳費的走一個門，交不起費的走一個門。“這樣的小區蘭州太多了，至少有十幾個吧。”陳學禮說。
(3)不管是低收入者，還是高收入者，似乎對“貧富混居”這一政策都不可接受，這一點或許在蘭州市政府的意料之外。
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辦公室主任孫建中對記者表示，貧富雜居，不會讓某一層次的人全部集聚在一起，更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
而據孫建中的描述，推行“貧富混居”的具體做法，即在土地出讓時對房地產開發商降低一定幅度的土地價格，要求他們開發出一定比例的限價房。
由此可以看出，在“貧富混居”政策的實行中，還有一個主角——房地產開發商。那么，開發商又是如何看待這一政策?
主營房地產開發的蘭雅集團董事長宋愛芳表示，蘭州的這一做法肯定行不通，政府要做的不是在商品房里安插廉租房，而是要加大力度增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設和供給。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蘭州某開發商則明確表示反對這一做法，他以質疑的口氣反問：“商品房和廉租房能放在一起嗎?”
他認為，這面對的是兩類消費人群，物業公司所要面對的是兩種管理，收費標準也是不一樣的，根本沒辦法放到一起。
蘭州的不少開發商認為，商品房和廉租房不屬于一個類型，前者是“優房”，是開放商為有條件的人群開發的優質的住房，而后者則屬于保障性住房，屬于政府為無房者提供的最低條件的住房。
一位開發商表示，商品房是為購房者提供一種供其享受的服務，而廉租房僅僅是為低收入者提供一個可供居住的房子，僅此而已。二者一個是“有房住”，一個是“優房住”，商品房講究的是環境、服務、品質和身份。
【核心觀點】
(1)目前在不少城市中，貧富差距的擴大在無形之中讓貧富階層之間的隔閡也在增大。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由于社會地位、價值觀念的差異以及溝通渠道的匱乏等原因，缺少充分而必要的交流和融合，而這樣的交流和融合，山東公務員網老師認為對于一個城市的和諧、繁榮又是必不可少的。
(2)解決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隔閡只靠一個“混居政策”是遠遠不夠的，也很難徹底解決窮人的“心病”。為此，社會應該為窮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他們的收入，讓他們平等地接受各項公共服務。而不同收入群體之間也應正視客觀存在的收入差距，不能以財富的多寡作為擇鄰而居的標準，尤其是富人更需要認識到自身的社會責任，以寬容的心態對待社會中的不同群體。
窮和富，本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他們是否應該住在一起以及如何住在一起都是可以討論的話題。在這個話題的前面，需要社會達成一個共識：每一個公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他們應該在一個城市之中更好的生活。
(3)從政策角度思考，山東公務員網老師認為我們如果要加快建設公租房和廉租房，就必須認真考慮地方政府的財力。目前地方政府的財力已非常緊張，許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累累。一方面，原來用于增加財力的土地現在用于廉租房、公租房建設;另一方面，建設廉租房、公租房又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地方政府的財力根本無法長期承擔大量的廉租房、公租房建設。由于保障性住房的欠賬很多，即使所有用地都用于保障性住房，所有財力都用于保障性住房，在短期內仍然解決不了許多住房困難戶的居住問題。即便地方政府用巨額資金解決了相對少的住房困難戶，而大多數住房困難戶仍在等待，這本身也是一種不公平。
(4)政府住房保障應以租金補貼為主。租金補貼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向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發放租金補貼，資金數量相對較小，政府財力負擔小，可以對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實現應補盡補。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收入提高后則停止租金補貼，退出機制易于實行。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仍有財力，可進行適當規模的廉租房、公租房現房建設。
(5)當然，如果“貧富混居”確實短期內無法讓“雙方”滿意，也可以考慮借鑒新加坡和香港地區的公屋經驗，大建保障房，以低廉的價格租、售給窮人。選址不要求一定位于市中心，但至少不能像現在的保障房一樣，大多建在偏遠的郊區。同時在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配置上，并不比商品房差多少。如此雖然沒有“貧富混居”，但窮人有了住房，有了自己的尊嚴，也就沒有了階層斷裂之感。總之，山東公務員網老師認為貧富是否“混居”其實并非重點，關鍵是我們不能讓“保障房”配置在“弱勢的”區域當中(比如配套不完善的區域)，因為這樣本身就是另一種“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