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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政府辦公廳日前印發《廣州市重大行政決策聽證試行辦法》規定，若公眾對政府重大決策的征求意見稿意見分歧較大，應該組織聽證會，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

　　當本質上應是吸取民意的聽證會，卻在民意中淪陷，當一個亦真亦假的成都“聽證專業戶”老太就攪起滿城風雨。無疑，《辦法》是對當下聽證危機的一次突破：它看到了聽證會現實中“協商民主”、“公眾參與”的局限性，避免聽證會成了民意的假面舞會。

　　沒有誰試圖去否定廣州該規定的發軔善意，但如果過度執著在聽證會的人員構成上發力，它事實上已經陷入到了某種“參與者迷思”之中。其實，省思聽證會可信度的日益式微，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地方主管部門在聽證過程中的立場問題。作為公共正義的守夜者，地方主管部門更應該擁有公允立場，讓聽證會擁有客觀的民意基礎與合法性，不至于淪為走過場。而與此相悖的現實情景是，他們多站到了背離民意的立場，傾向于為“漲價”說話，為行政攸關方辯護，把聽證會的一切程序掌握在手中。如此之下，聽證會的異化自然不可避免。

　　如果這一點不被現實的法規力量所跟進解決，那么，低層制度設計式的參與者遴選路徑完善只能流于形式。直面聽證會公信力下降的糟糕現狀，更應當看到與之相關的頂層制度漏洞。一方面，在我國，聽證會多由政府主管部門主持，這也就決定了它們中立性、權威性的缺失。另一方面，相關聽證法規早已經正式頒發，卻在現實中呈現出疲軟的執行狀態。種種愚弄民意、為利益集團說話的聽證會，既沒有成本審核環節，也無后續追責，形式般的聽證會自然就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