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90周年的歷史和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基本是同步的。這段近百年的歷史發展有著自身內在的邏輯，但事實上，中國模式有著自身內在歷史邏輯，這個內在邏輯由三個具體的歷史階段組成：以民族解放戰爭與平民革命實現政治獨立；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互補的形式解決民生問題。這三個階段構成一個完整的、有機統一的中國發展模式。
從宏觀歷史看，中國共產黨通過幾十年斗爭，完成的是中國由近代國家向現代國家的歷史過渡。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現代化道路上步履蹣跚，在名義上擺脫殖民統治后并沒有真正建立起獨立的國家主權是一個根本原因。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非西方的后發國家中脫穎而出，最根本之點就在于成功地學習了源自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用社會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現代民族建國。這是我們今天理解中國模式的一個關鍵點。
理解中國模式歷史邏輯的另一個關鍵之點是建國后的戰時經濟體制。中共建政前30年并不能視為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階段。中國在國際上受到最強大的兩個軍事、政治集團的擠壓，國際環境極為險惡，從國內環境看，中國的內戰在上世紀80年代前并未真正結束。這兩個重要事實常常被一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國內學者忽略。
所以，中共建政的前30年并不能簡單地視為一個和平年代，當時的中國社會實際上處于一種準戰爭狀態。由于上述兩個歷史條件，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得不把備戰備荒作為一個基本國策，不得不把高積累、低消費的非常規方式作為原始積累的手段。這種戰時經濟體制使得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向后推遲了整整一代人，但卻為80年代后以民生問題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國際環境。
作為一個被迫卷入現代化進程的后發國家，中國模式的形成經歷了百年之久的三部曲。今天的中國模式深刻體現出中華文明在現代社會的特殊生命力。具體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踐理性優先、平民主義和以大眾意愿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三個最基本特征。
發源于東亞的中華文明是一種與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形態。中華文明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對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能力。這種兼收并蓄的包容力是形成今天中國模式的一種重要力量。任何主義、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國人都可以把它拿來中國化。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兩個重要因素，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都來自西方，但這兩種外來文化都已經中國化。
平民主義的歷史傳統和平民的現代建國是中國模式的第二個重要特征。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平民社會。西周的封建制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崩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個諸侯國的平民運動。
平民主義使中國社會始終保持一種強大的活力，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不甘于在經濟政治上落在他人之后，這給中國經濟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但也制約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模式，即不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無限制地發展。共同富裕成近年來中國社會最強大的共識。中國近年來出現的所謂“仇富”和“仇官”情緒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的清潔劑，它表現出中國平民對社會分化強大的制約力量。
以大眾意愿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中國模式的第三大特征。在由西方資本力量所主導的全球競爭中，后發國家的民間資本很難憑借自身力量發展。由政府整合和主導經濟發展是許多后發國家不得不采取的發展戰略。但中國政府的特殊優勢在于不斷以施政業績獲得合法性的執政民主，這種以大眾意愿為導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有著巨大的政治優勢。
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來看中國社會的政治模式，我們會發現，社會大眾的壓力始終伴隨著政府執政的全過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中國政府必須要在每一個具體的決策和行動中不斷獲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如果說，西方制度的民主性是體現在選舉的一瞬間，那么中國社會的民主性則是體現在政府的整個執政過程中。
中國社會的這種政治模式給政府形成了一個持久而巨大的壓力。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必須為民眾服務，必須為所有社會問題承擔責任，否則政府就會喪失政治合法性。無論是緊急救災還是社會發展，無論是社會的發展方向(速度和公平的關系)，還是老百姓的菜籃子，政府不得不盡可能在決策和施政過程中體現社會大多數民眾的基本意愿和要求。只有理解了上述道理，人們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民眾對社會發展方向和現狀的滿意度在西方一系列民意調查中一直遠遠高于西方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