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的精神壓力日益加大，或輕或重的精神疾患的發生概率大大增加，已經成為突出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同時，“被精神病”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成為一些權勢者實施打擊報復、踐踏公民權利的新手段。在某種意義上，《精神衛生法》已經到了不得不出臺的地步
國務院法制辦日前全文公布《精神衛生法》草案，征求社會各界意見，草案對精神疾患從預防、診斷到治療、出院等多方面作出詳細規定。
《精神衛生法》從1985年開始起草，迄今已“難產”26年之久。相比上世紀80年代，如今情況至少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的精神壓力日益加大，或輕或重的精神疾患的發生概率大大增加，已經成為突出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二是“被精神病”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成為一些權勢者實施打擊報復、踐踏公民權利的新手段。最近，浙江松陽縣村民李體法因多次發短信批評縣委書記而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該精神病院副院長稱：“我們醫院很人道，三天就把你放出來了。你給縣委書記發短信，至少要關三個月的。”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精神衛生法》已經到了不得不出臺的地步。筆者認為，《精神衛生法》首先是一部權利保障法，其重點在于保障三個方面的權利。
其一，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權利，包括他們獲得救治服務的權利，以及基本公民權利不受侵犯。由于精神障礙患者不能辨認或控制自己的行為，無法保護自身權益，因此他們事實上也是弱勢群體，不管是在社會上還是在精神病院內，歧視、侮辱、虐待精神障礙患者的事情時有發生。鑒于此，草案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權利保障作出明確規定：“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安全等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享有的受教育、勞動、醫療、隱私、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精神障礙患者參加勞動，有權獲得相應的報酬”，“全社會應當尊重、理解、關愛精神障礙患者”……再嚴重的精神障礙患者也是人，也是公民，能否善待這個弱勢群體，體現著社會文明的高度。
其二，保障正常人不受精神障礙患者侵犯的權利。精神障礙患者侵犯正常人，給正常人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的事情同樣屢見不鮮，所造成的社會恐慌則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歧視。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獲得救治服務，與保障正常人不受精神障礙患者侵犯，這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前段時間有報道稱，我國70%的重度精神障礙患者得不到治療，這一數據是否準確似可存疑，但對精神障礙患者沒有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對此，首先需要強化政府責任，加大投入力度，草案就此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領導精神衛生工作，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將精神衛生工作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對有關部門承擔的精神衛生工作進行考核、監督”。
其三，保障正常人免于“被精神病”的權利。鑒于“被精神病”已成社會反響強烈的一大丑惡現象，為防止這種丑惡現象發生，草案以較大篇幅、從多個角度對此作出防范。對于檢查診斷，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進行確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礙的體格檢查”，只有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監護人、近親屬才可送其進行精神診斷；對于住院治療，草案嚴格規范非自愿住院制度，為當事人及其監護人提供充分的異議程序，對于當事人不是精神障礙患者或不需要非自愿住院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限制其離開醫療機構”；對于責任追究，草案明確規定，違背他人意志進行確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礙的體格檢查、故意將非精神障礙患者送入醫療機構等行為，可構成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我們深知“徒法不足以自行”，精神衛生領域積弊叢生，遠非一部法律即可根治。比如“被精神病”，既是由于無法可依，更是由于有法不依———沒有《精神衛生法》，那些將正常人鑒定成“精神病”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為，難道就沒有違反其他法律法規嗎？其背后的真問題顯然在于權大于法，權力一手遮天。這個問題不解決，縱有《精神衛生法》也難為公民權利保駕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