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護勞動者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23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將“惡意欠薪”正式列罪。草案規定，對于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在刑法中設立惡意欠薪罪，應該說既順應了民意吁請，更符合社會現實。而且，將惡意欠薪界定為“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兩種行為，也是比較準確而合理的，不會傷及那些因為經營不善而無力支付的無奈欠薪行為，在司法實踐上具有相當好的可操作性。
一個必須看到的現實是，現有民事法規對于惡意欠薪行為的懲罰力度有限，勞動部門對于惡意欠薪行為只能責令其支付；假若突然欠薪逃匿，甚至還得由政府部門來代替墊付工資；除此之外，漫長而不菲的訴訟途徑又為多數勞動者無力承擔。由此帶來了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違法成本小讓一些企業主肆意拖欠勞動者工資甚至動輒逃匿，另一方面，勞動者為吸引媒體眼球而不斷“別出心裁”。
由于勞動者和企業主處在不對等的位置，而被惡意欠薪又直接關涉勞動者的權益，倘若無良老板無需為欠薪行為付出沉重代價，那么代替為之支付的無疑將是社會。所以說，惡意欠薪入罪不僅不存在法理障礙，而且是非常迫切的現實需要。惡意欠薪入罪，大大提高了無良老板的違法成本，有利于對惡意欠薪行為的預防和打擊。
惡意欠薪入罪，只是為遏制欠薪提供了更為強大的法律武器，但并不意味著執法部門的打擊責任由此減輕。惡意欠薪行為的減少，依然與執法部門的執法力度和善治水平密不可分。
從這個意義上說，“惡意欠薪罪”其實依然是打擊惡意欠薪的最后手段，不是為了入罪而入罪。換言之，惡意欠薪入罪與執法部門加強執法打擊力度并不矛盾，相反卻是非常有益而且有力的兜底性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