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高考狀元人大附中的李泰伯，申請哈佛、耶魯等十一所美國高校遭到拒絕，成為輿論炒作焦點，“書呆子”、“應試教育犧牲品”等論斷紛至沓來。對此，一篇題為《哈佛為何拒錄北京理科狀元》的文章說得很實在：“看到這個消息，我首先想到這是不是個高分低能的學生，是不是個考試型和競賽型學生？結果我錯了。他是第一實驗班的班長、人大附中學生會主席、模擬聯合國大會主席。這些經歷都是與學習沒有直接關系的公益性工作?！币簿褪钦f，李泰伯是一個素質全面、熱心公益的優秀學生，他的偶然被拒只能說是美國高校看走了眼。
教育界人士早已提出：高考狀元的個人成功是偶然的，但狀元背后的艱辛付出是必然的。人大附中作為北京狀元“搖籃”，2005年以來誕生了七位高考狀元，今年更產生了理科高考的前三甲。據報道，該校近年被美國名校錄取學生數百名，與李泰伯同屆學生今年也有40名入選。而我們的輿論頭條，為何對這類名校的教育模式和教改經驗熟視無睹，倒是圍繞李泰伯的偶然失利大做文章呢?難道高考狀元被拒，就是中國高考制度的全面失敗?
其實，棒殺高考狀元并非自李泰伯開始。2009年，一篇調查報告被廣泛引用。調查指出：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國各省1000余名“高考狀元”沒有產生一個政界、商界、學界的“職場狀元”，全軍覆沒。且不說這調查是否全面，單看“職場狀元”與“高考狀元”的簡單類比，就是不夠科學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商人成為億萬富翁，不能證明讀書無用。更為重要的是，高考狀元只是學校教育的較為顯眼的結果，而這些個案的成敗并不足以說明整體教學的成敗。當然，我們反對夾雜了各種功利目的的狀元炒作，但我們也反對只因為“狀元”這個名頭，就無視其背后那些成功的教育方法和模式。我們的媒體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棒殺高考狀元和培養他們的名師名校，而是如何避免各行業的庸才當道和“武大郎開店”，給中國的人才資源以最佳環境。
無原則地追捧狀元毫無意義，但培養拔尖人才的道路卻不能不走。2001年，日本提出50年內獲30項諾貝爾獎計劃，至今已涌現6位諾獎得主。在印度，500多個行政區設有“天才兒童學?！?，智力資源成為這個南亞國家的發展動力之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依樣畫葫蘆，亦步亦趨，但我們必須思考人才成長的成功之路。在提倡人才興國的今天，我們可以不關心高考狀元，但必須關心產生狀元的那些人才培養方法和模式，及其各個方面的利弊得失。因此，我們不妨以更冷靜理智的眼光看待高考狀元，摘掉苛責的有色眼鏡，給他們和他們身后育才的園丁們以熱忱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