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省市最低工資紛紛上調，不過這個調整機制仍不健全，在實施中也面臨不少問題，一些企業以食宿費、福利費充抵工資，而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定額等方式來規避最低工資制度的現象依然存在。(6月11日 中新)
這樣不常見的“加薪潮”的確是可喜的。可是在這可喜背后，也伴隨出現了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規避手段，因此很多人呼吁有關部門要健全最低工資的調整機制，加強監管力度，以杜絕此類侵蝕職工利益現象，將漲工資進行到底。
這樣的呼吁可以說是一種最為條件反射的反應，可也正是這樣的反應，反映出了一些人對于政府監管能力的過于迷戀，讓他們不知不覺中糾纏于此類具體問題的表征上，而開始忽視對問題本質的探究，即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工資上調其實只是一種工具性的手段，或者可以這么說，工資上調只是體面勞動的第一步，要真正地實現體面勞動，根本地要從調整權利格局開始。否則，沒有權利保障的工資上調，將無法實現深層次的權益保障體系的構建，就像在貧瘠土壤上的植物種植，是無法保障植物良好生長的。而在這個角度上看加薪潮，本質上就是一種自上而下強力推行性質的手段，比較容易幻化成為一場運動式政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認為，權利的貧困才是真正的貧困。在習慣上，人們比較不同社會福祉的一個最常使用的指標是收入，但是阿瑪蒂亞·森則不這么認為，他從一個新的視角，建立起了以追求人的自由為核心并強調社會公平的新的發展理論，他認為考察一個社會福祉的焦點，是在于每個人去追求他們自己所認為的有價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擴展，而這個可行能力，最基本的要素是擁有權利，只有有了這個能力，才能有體面生活的可能。
由此看來，提高收入實質上只是作為一種工具性的手段，收入不是體面勞動與體面生活的全部，人并不能因此就得到了全面提升，它只是人達到體面生活的一個條件之一。因此說，漲工資，只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體面，而非社會層面上的體面。
社會層面上的體面則意味著就必須讓勞動者擁有多方位的可行使權利的能力，讓職工能夠擁有參與權與話語權，或得到更多的社會力量增援，從而能夠真正自下而上地保障自身權益免受侵蝕。而目前出現的一些規避手段，也往往是由于勞動者的“權利貧困”，無法與企業進行平等式的對話，同時在企業的一些隱蔽性做法面前，監管部門也無法做到無微不至，加之社會力量無法被調動介入。所以完善勞動者的權利保障體系，才是解決權益問題、實現體面生活的最核心條件。
因此，我們應該要意識到，工資上調只是體面勞動的第一步，要認識到加薪潮背后實質性存在的“權利貧困”。而要真正地實現體面勞動與勞動者的尊嚴，從根源上保障員工的權益，就必須讓勞動者擁有一整套的自身權益保護能力，也即擁有勞動者最基本的自我保障的權利，這是更重要的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