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國稅總局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強對年所得12萬元以上納稅人自行納稅申報管理，并明確圈定了財產轉讓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高收入者的五類主要所得作為重點監控對象。
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個稅政策的核心問題是誰真正承擔了最重的稅收負擔，也就是說，哪個階層交納了最大比例的稅收。基于此，個稅的繳納主體無疑應該是高收入者，這幾乎成為絕大多數國家個稅的通例。以美國為例，將近50%的工薪階層只承擔了聯邦所得稅的10%，10%的高收入者承擔了個人所得稅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多，從而形成了比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稅收負擔結構。
然而，即使就官方的統計數據而言，中國的稅收結構恰恰相反。2009年，財政部在其網站刊登了一個“個人所得稅課題研究組”撰寫的《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情況》的報告，數據表明，個稅作為第四大稅種，廣大工薪階層成為最大稅源，其中，月薪應納稅所得額在5000元以下的繳納稅額占工薪所得總稅額的55%以上，而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繳納的稅額占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35%，主要集中在電力、金融、石油、電信等部門。很顯然，這樣的稅收結構，和“富人多交稅，工薪少交稅，低收入者不交稅”的個稅基本征收原則和宗旨相背離。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稅務總局要求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監管，無疑具有制度糾偏的意義。而要讓高收入者多繳稅，在不改變稅收制度的情況下，首先要確定什么是“高收入者”，其次，要確定“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在現有的稅法體系下，所謂“高收入者”，一般指年收入在12萬元以上者，因為2009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才17175元，年收入12萬元視為高收入者，符合我國基本國情。
在標準確定之后，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弄清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收入來源的多樣化是高收入者的最大特點。高收入者之所以繳納個稅比一般工薪階層還少，主要原因是除了工資之外，高收入者的其他收入很難確定。國家稅務總局本次圈定主要針對高收入者的包括：財產轉讓所得，主要是房產所得；存款的利息，持股的股息和紅利所得；規模較大的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一些專家、學者、科技人員的勞務報酬以及外籍人員的個人取得。有些所得，比如限售股的個稅問題，可以直接通過交易系統進行代扣。比如，從今年1月1日起，稅務機關開始對限售股轉讓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
但是，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對高收入者個稅的征管比較困難，而逃避個人稅收的手段五花八門，全國稅務機關對這五類所得稅的征收，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監管和信息系統，跑冒滴漏非常嚴重，革命全靠自覺。當前的制度僅僅要求對于高收入者的個稅實行自行申報。按照稅務總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3月31日，全國共有268.9萬人到稅務機關辦理了2009年度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申報已繳稅額1384億元人民幣，人均申報年所得額34.78萬元，人均申報應納稅額5.24萬元。雖然納稅總額和申報人數都比以前大有提高，但高收入者個稅額依然僅占全部個稅的30%多一點，這很顯然和目前中國高收入者的數量與占有的財富不相符。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目前的富人有40萬人左右，排名全球第四，而10%的中國富人擁有四成社會財富。在中國，高收入者繳稅還有一個難題，就是有相當多的“隱形財富”的存在，這些人，表面上是低收入階層，其實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了不菲的隱形收入，比如，一些官員的真實收入和房產只有在中紀委介入以后才能大白于天下，數目之大，令人驚駭。
因此，高收入者的個稅問題，應該成為未來稅務當局重點思考的制度性課題，而絕不應成為一個運動式的簡單執法問題。從制度建設上來說，通過改革稅制，從根子上改變當前高收入者少納稅的制度本身。從技術環節來看，要結合中國高收入者的收入特點，探索建立一整套包括征收、日常監管和信息共享在內的完善的平臺體系。中國高收入者的收入特點和群體基本已經定型，已經具備了針對高收入者建立個稅監控體系的基本條件。比如，對于房產收入，完全可以建立起全國性的房屋登記網絡，對于高收入的人群，也可以建立一個全國共享的數據庫，這在技術上已經沒有任何難度。遲遲不推動，難道真有別的不能言說的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