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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法院院長在一個法治論壇上建議，把“良知”寫入法律總則，引起廣泛爭議。從不讓座會被罰款到“常回家看看”入法，“良知入法論”具有一定普遍性。面對社會問題，究竟是良知失守導致法律不彰，還是有法不遵導致良知失守？良知寫入法律，在法律實踐中可操作性有多大？在情法沖突時是否會引發司法難題？

　　請問，你是怎么看待的？

　　【參考答案】

　　用法律扶起“跌倒的良心”，“良知入法”有其合理性。

　　如果考慮社會現實、關照突出問題，“良知入法”有其合理性。毒奶粉、地溝油等食品安全問題，挾尸要價、小悅悅事件等道德滑坡現象，無不拷問著社會的道德底線和企業公民的良知。從這個角度看，“良知入法”是想通過加強道德領域立法來解決社會問題。

　　也應看到，“少數人靠覺悟，多數人靠政策”，將各種社會問題歸結為良知不守，則有邏輯倒置和認知錯位之嫌。很多問題，是缺“法”導致缺“德”，而不是相反。如果監管和懲罰機制能夠得到嚴格執行，食品生產者的“投毒沖動”就能得到有效抑制；如果制度健全，使好人流血之后不再流淚，藏于人心的本然良知就能夠轉化為見義勇為的實際行動。

　　因此，“良知入法”的積極意義在于，運用法律懲罰作惡行為從而托舉起“跌倒的良心”。法律也許很難保證“好人定有好報”， 但卻必須確保“惡人必有惡報”，讓惡行得到懲罰，使底線得到堅守，良知善行就能夠自然生長。客觀而言，我國目前缺少的不是法律條文，而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執行力。“有法而不循法，法雖善與無法等”，因此，與其呼吁“良知入法”，不如切實執行好已有的法律。

　　但是，“良知入法”可能陷入司法困境。

　　法律具有道德屬性，沒有良知的法律不是符合正義的“良法”。在法制史上，諸如誠實守信、平等公正等具體道德原則也逐漸成為法律規范。然而，將抽象的良知寫入法律條文，使良知的軟約束變成法律的硬規范，首先在可操作性上遇到難題。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良知的定義，如何從一般意義上界定良知的內涵與外延？又如何確立一個為所有人接受的良知標準？

　　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一旦遭遇合乎良知而悖于法律的情法沖突，“良知入法”又將何以自持？且不論“親親相隱”、“為親報仇”這些經典的情法沖突案例，就說最近被媒體熱炒的廖丹，為救身患絕癥的妻子，用私刻的假公章給妻子做了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于良知，廖丹傾家蕩產對妻子不離不棄，其情可憫；于法律，廖丹所為確實對社會造成危害，違背法律。遇到這種情況，“良知入法”就必然導致法律條文的自我矛盾。

　　“良知入法”折射出一種思維慣性，遇到問題就像條件反射一樣提出法制化、制度化。殊不知，盡管法律是調節社會關系的主要工具，這并不代表法治是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的籮筐、是適于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金油。法律的作用也是有其邊界的，畢竟，法律約束人的行為，道德和良知才管轄著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