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長治近日公示35名擬任職干部，其中8人在18歲前參加工作引發議論。最受爭議的王瑞為1982年出生，1996年即參加工作。官方稱，引爭議的干部年齡情況比較復雜，有特殊歷史或學制造成的原因。（4月10日《南方日報》）
在沒有更多公開詳細信息的情況下。干部任前公示信息顯示一些干部在18歲之前，甚至14歲便參加工作，這確實很容易讓人覺得可疑，容易引發公眾有關“人事腐敗”以及相關“背景內幕”的種種猜測和聯想。
不過，對于上述這起質疑事件，是否存在作假或其他問題，還有賴相關部門介入調查清楚。筆者同樣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引發該疑問背后的“公示制度”本身。
為什么干部任前公示中的年齡信息，會引來如此大量的輿論質疑?追根溯源，顯然還是因為，上述所公示的干部信息太過簡略。如在干部的參加工作的信息中，只有一個極盡簡略的“參加工作時間”，既沒有同時具體標注其參加工作時的社會身份（像學生、軍人），也沒有進一步詳細公示其此前的各種基本求學、生活經歷。在這種過于簡略的公示信息下，公眾依據其出生信息，推算出干部參加工作年齡的不正常，勢必在所難免。
進一步觀察，我們會發現，不僅此次山西長治公示的35名干部任前信息，全國許多地方類似的干部任前公示信息，總體上看，事實上都顯得十分簡略、惜墨如金。每一名干部的公示信息，一般都只有寥寥幾行幾十個字，所涉及的也僅僅只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等區區幾項信息。而其他許多公眾十分關心、同時也能更充分體現“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本意和初衷的大量重要干部信息，實際上都在有意無意之間被省略掉了。比如，全面完整的詳細求學、工作履歷信息；家庭婚姻、財產信息；此前工作業績信息；所以能夠提拔擬任新職的過程和依據信息，等等。
顯然，這種過于簡略、能省則省、語焉不詳的干部公示信息，不僅極易引發公眾疑問，而且從根本上看，也有違“干部任前公示制”的制度本意和初衷，既難以充分滿足公眾之于干部的知情權，也無法充分實現對干部選任的有效監督、預防“帶病提拔”等各種人事腐敗、營造風清氣正的用人環境。
因此，以上述“干部公示年齡遭質疑”事件為鑒，為了維護用人環境的公平公正公開，也為了更好地維護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筆者以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盡快著手完善現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一方面，不斷擴大充實干部任前公示信息的范圍和內容，將各種公眾關心的信息盡可能地納入公示范圍；另一方面，不斷推動公示信息的規范化、法治化，如哪些干部信息是必須公示、應公開到什么程度，均應在制度上予以明確界定。
